第五章  查考年代、月份、日期

和大事的工具书

查考年代、月份、日期的工具书和查考大事的工具书，是学术研究工作上经常要用的。为了使同志们对这种工具书有一定的了解，以便遇到疑难时能选择使用，下面首先简述历法和年表、历表、大事表的源流，再具体介绍怎样查考年代、月份、日期和大事。

第一节  历法和年表、历表、大事表的源流

一、历法的产生和发展

古代各国家、民族，主要因为农业生产的需要，对日月星辰的运行，进行了长期的精密的观察、记录，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整理，于是有了历法。但由于当时科学文化水平的限制，以及一年的日数不是一个月的整倍数，也不能用十二除尽，因此在不同的时期产生了各种历法。概括而言，古今中外的历法可分为：阴历、阳历、阴阳历三大类别。

阴历又称太阴历，以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为根据。回历（又称伊斯兰教历）中供历史纪年和宗教祭祀用的“太阴年”，就是一种阴历（另有“太阳年”供农业生产用，是阳历），平年354天，闰年355天，每年十二个月。回历元年一月一日，以所谓穆罕默德迁至麦地那（Medina）的次日（622年7月16日）算起，纪年称希吉来（Hejira），原意是迁移，中国回民通称回历纪元为至圣迁都元年。这种历法现在通行于阿拉伯国家。

阳历又称太阳历，以地球绕太阳的运行为根据。公历就是一种阳历，它的前身是儒略历（或称旧历）。儒略历是元前46年罗马的儒略·凯撒参考了古埃及的太阳历把罗马的太阴历加以改变而成，他规定365 日为一年，平年365日，四年一闰，闰年366日；每年分为12个月，单月31日，双月30日，平年的2月为29日，闰年的2月为30日。后来继任者奥古斯都大帝从2月减去一日加到8月，又把9、11月改为小月，10、12月改为大月。因该历的历年较回归年长11分14秒，久经使用后发生了历日和季节变移，所以罗马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于1582年10月4日下令，以次日即10月5日为15日。改革后的新历叫格里历，或称新太阳历，平年365日，闰年366日，每年12个月。公历纪元按传说中的耶稣诞生年定为公元元年。公元又称西元，常以A.D.（拉丁语AnnoDomini的缩写，原义是我主降生年）表之。它始行于公元六世纪，后为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用，故称公元。公元前，或以B.C.表示，是拉丁语Before  Christ的缩写，原义是耶稣之前。

阴阳历是调整阴历和阳历的一种历法。我国的旧历就是阴阳历，它既重视月相盈亏的变化，又照顾寒暑节气，年、月长度都依据天象。历月的平均值大致等于朔望月，又用十九年置七个闰月的办法使历年的平均值大致等于回归年。

夏代历法的确切情况虽然还说不清楚，但商代的历法已规定了大月30天，小月29天，闰月置于年末（或年中）。据郭沫若研究，《殷虚书契后编》所载两个月的干支表，就是当时历法的部分抄本。周代的历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尚书·尧典》就记载着“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就是阴阳历并用的确证。由于对天象的观测已相当精确，这时的历法已具备传统历法中气、朔、闰三个基本要素。关于《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与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其人以及三代的关系我们不去考证，但这些历法包含着先秦时代积累起来的历法知识，并在不同地区曾经使用过，当没有多少疑问。等分回归年为立春、雨水、惊蛰等廿四节气的名称虽然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才完整提出，但《尚书》中已有提及。先秦时代我国的历法并不统一，但据对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秦简《编牢记》等的研究，秦在统一六国前，至少在昭王时，上限在孝公之后，已采用《颛顼轨》，以十月为岁首，未改夏正月名次序（见黄盛璋：《云梦秦简〈编年记〉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一期）。

汉武帝时，因古历和天象不合，令邓平、落下闳造新历，元封七年（前104年）造成，规定了365 天为一年，精确度与儒略历相同，但比它早五十多年。汉武帝令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施行新历，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太初历》，也是我国史志所载最早最完整的历法。此后，我国的历法又经过不断改革，出现过不少优秀的治历家。从《史记》、《汉书》记载《太初历》以后，我国正史都分别记载了有关朝代的历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从事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其主要者有东汉编��、李梵的《四分历》，汉末刘洪的《乾象历》，刘宋何承天的《元嘉历》，至祖冲之的《大明历》，吸收了前人的优秀成果、特别是晋朝虞喜发现的“岁差”，更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历法的精密度。以后，隋朝刘焯的《皇极历》，唐代傅仁均的《戊寅元历》、僧一行的《大衍历》，都作出了相当的贡献，是有名的历法。宋代沈括提出过改革历法的重要意见，定一年为十二个月，立春为一月的头一天，惊蛰之日做二月的开始，这样依次类推，不管月亮的朔望，只管时令节气，去掉闰月，彻底实行阳历，故亦称《十二气历》。虽然它合乎农事的需要，但未被采用。直到七百年之后，英国气象局提出同样计划，并实行至今。南宋杨忠辅造《统天历》，定一年为365.2425日，只比回归年差26秒，这种精密度和公历相当，但比它早383年。元代郭守敬等总结旧历经验，并根据实测，造《授时历》，是我国历法的又一次重大改革。明代《大统历》，实际上是《授时历》的改名，使用二百多年；一直到明末清初才吸收了西洋历法，更造《时宪历》。

辛亥革命的次年（l912年），我国采用公历，但纪年用中华民国年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毛泽东同志提出，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但为了照顾群众的习惯，旧的夏历仍然通行。

二、年表、历表、大事表的编制

由于历法、纪年法不同，造成了记录时间的复杂化。为了统一不同历法、纪年法的时间顺序，为了查考年代或换算不同记载的年代、月份、日期，为了给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以明确的时间概念，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现象，远在周代就产生了记载古代帝王年代的牒记，汉司马迁《史记》中的《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十表，创造了涉及范围较广的历史年表体制。《十二诸侯年表》起于共和元年（前841年），按年代编次，使我国历史从那时开始有了可靠的年代世系，是一个重大贡献。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共和一词的解释虽然存在着分歧，但从共和元年起到现在，连续二千八百多年，我国的历史有准确的年代，在世界上还是罕有的大事。西汉后期刘歆造《世经》，使经传古史所记大事的年月日期，都用《三统历》推算并得到说明，虽然它的准确性还不大，但对古史年代的探求作出了贡献，创立了我国的年代学。晋杜预的《春秋长历》则是专门厘定史日之作。

唐宋以后，查考年代、月份、日期和大事的工具书有了发展，但因多失时效，故多散佚。如唐封演的《古今年号录》，宋鼌公迈的《历代纪年》，钱大昕在清初已看不到全本（见《十驾斋养新录》）。刘羲叟的《长历》仅存于《通鉴目录》之中，原书面目也不可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有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吕祖谦的《大事记》、王应麟的《历代年号》。元察罕编、明黄谏重订《帝王纪年纂要》，明黄宗羲的《历代甲子考》等书。

清代这种工具书进一步发达。主要有万斯同的《纪元彙攷》、王之枢的《历代纪事年表》、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叶维庚《纪元通考》、李兆洛《历代纪元编》、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

随着近代、现代科学的进步和中外关系的发展，旧有的基本上局限于查考中国年代、月份、日期和大事的工具书，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产生了编制更为精密，内容包括中外年代、月份、日期和大事的工具书。辛亥革命至1949年主要产生了史襄哉、夏云奇的《纪元通谱》，傅运森的《世界大事年表》，刘大白的《五十世纪中国纪年表》，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郑鹤声的《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万国鼎的《中西对照历代纪元图表》，薛仲三、欧阳颐的《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等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重新编辑出版这类工具书的同时，还修订再版了几部有价值的旧著。新书的特点是立场观点较为正确，对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给了一定的地位，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对以前的错误有所纠正。这些工具书在下面一节里还要详细介绍，这里从略。

三、年、月、日的别称及其记录方法的变化

第一，我国古代对年的称谓，据《尔雅·释天》：“夏日岁，商曰祀。”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改年为载；到唐肃宗三载（758年）改元乾元元年，又改载为年。此外，历代王朝一般均称年。古代对月的称谓也不一致，如正月称孟陬，见于《楚辞》；四月称除、十月称阳，见于《诗经》；九月称玄，见于《国语》；《尔雅》还记载着十二个月的别名，《礼记》把十二乐律与十二个月联系起来，分别代表月名。此外还有一些节日名，如元旦、人日、上元等等，不仅在古代作品中累见不鲜，就是近代、现代人的著作中有时也会出现，而我们往往感到生疏。为提供查考之便，特列《月份别名表》、《古代其他节日在夏历的日期表》作为本章的附录。

第二，干支纪年、月、日。我国用干支纪年的最早记载见于《淮南子·天文训》，但西汉时这种方法还不通行，到东汉元和二年（85年）政府才下令在全国实行，至今没有中断。由此向上逆推，才知道上古某年的干支，一般历史年表所见西汉以前干支，是后人逆推附加上去的，如司马迁《史记》中的干支，就是如此，这一点读史时应该注意。干支纪月在《史记·历书》中已经应用，但此法未甚通行。从甲骨文可知，商代已用干支纪日。通过对春秋日食的研究，证明从鲁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前720年2月10日）起，我国的干支纪日一直连续不断，而且成为通例，这一点也应注意。否则在阅读古籍时，不仅容易把时间弄错，甚至会影响断句和文意。如对《史记》研究有一定贡献的日本人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中，就因为没有细心考查干支纪日这种通例，把“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错误地断成“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以《秦始皇本纪》为证，凡是纪日都用干支，数字与日连用总是说多少天，而不是某一天。中华书局新标点本《史记》，在这里就较为仔细。

所谓干支，就是天干、地支的简称。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把十天干的单数和十二地支的单数、十天干的复数和十二地支的复数，按次序相配，可构成六十组合，周而复始，分别用来记录年月日的次序，叫做干支纪年、纪月、纪日。

六十干支表如下：

第三，我国古代曾实行用王、公、侯在位的年代纪年，如前841年为西周共和元年、鲁真公十五年、齐武公十年、燕惠侯二十四年，并以在位年次递增，不在中途改元。但也有例外，如战国时魏惠王初立之年称元年，至三十六年称王之时又改称元年（前334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采上古“帝”位号，曰“始皇帝”，帝号为后世所沿用并以纪年。如汉文帝在位廿三年，纪年分“元”、“后元”；汉景帝在位十六年，纪年分“元”、“中元”、“后元”。汉武帝正式创立年号纪年，此后新君即位绝大多数都更换年号，重新纪元，并有一帝多次改元，或一年内一再改元者。如汉武帝就用过建元、元光、元朔等十一个年号。一年之内一再改元者例如189年，汉少帝改元光熹、昭宁，同年汉献帝改元永汉，十二月诏除光熹、昭宁、永汉，复称中平。明清两朝采用一帝一元制。此外，我国农民起义军有时也建立年号，如元代红巾军徐寿辉改元治平、大平、天启。

封建帝王对年号颇为重视，选用的都是些吉祥字，而且追求前所未用。如宋太祖赵匡胤建“乾德”，以为自古未有，后于宫中发现铜镜，上书“乾德四年”字样，以问窦仪，仪奏曰，前蜀少主（王衍）年号（见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五《年号重袭》）。这位“稍逊风骚”的最高统治者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其实唐初农民起义领袖辅公祏也曾用此年号。此外，清人笔记中，考订有关年号问题者不少，而且涉及方面较广，不乏精辟之见，如避讳改年号，地名用年号，钱文书年号，或订史书年号之误者，等等。其中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还载唐以前年号必全书，至宋始有连书从省例，取上一字者有政、宣，建、绍；取下一字者有祐、圣，泰、禧；取上下各一者有熙、丰。明代亦用洪、永，化、治。除此以外，清代以来还有康、雍，乾、嘉，同、光之称，我们均应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