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查考古代事物

的工具书

魏文帝命王象、刘劭等编纂《皇览》一书，为我国见诸记载的第一部类书。类书把古代事物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等等分为若干门类（或部），每类之下再分若干子目，然后采集群书中有关资料“随类相从”，分别附录于各门类及其子目之下，以供人们查考。这种采用所谓“述而不作”的编制方法辑成的类事之书，完全是资料类编的性质，而不是什么学术著作。它和现代百科全书也不同，但就其规模和作用来说，实与百科全书很相近，是我们查考古代事物和研究历史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我们径称之为古代的百科全书，亦未尝不可。下面就类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怎样利用类书查考古代事物，分别作简单的介绍。

第一节 类书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的类书，发端于古代杂家著作特别是《淮南子》一书。

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五：“《淮南鸿烈》者，淮南王刘安，以文辩致天下方术之士，会粹诸子，旁搜异闻以成之。凡阴阳、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蛮之远，昆虫草木之细，瑰奇诡异，足以骇人耳目者，无不森然罗列其间，盖天下类书之博者也。”

钮树玉《匪石先生文集》卷下：“类书之端，造于《淮南子》。古者著书，各道其自得耳，无有裒集群言，纳于部类者。秦之吕不韦，始聚能文之士，著为《吕览》；而其言则自成一家，且多他书所未载，非徒涉猎也。至《淮南》一书，乃博采群说，分诸部类，大旨宗老、庄而非儒、墨。虽泛滥庞杂，醇疵互见，而大气浩汗，故能融会无迹，则探索之力亦深矣。”

“博采群说，分诸部类”，这和类书的编制完全相近；至于“融会无迹”，则又和类书照录原文、标明出处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淮南子》不是类书，仅仅是类书的发端而已。这个意见，较为可取。

又有学者认为秦汉以来的杂史和汉赋，近似类书，在类书正式产生之前也起到了类书的作用。

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沈阳师院1957年编印）说：“刘向的《说苑》，班固的《白虎通义》，应劭的《风俗通义》，都是分类的编述史事，就有类书的形式。”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说：“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和《南都赋》等，取材广博，按事类排比，在类书未出以前，这种大赋实际上起着类书的作用，因之文学价值虽不高，流传却很广。”

清袁枚《历代赋话序》早有相同的看法：“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草木鸟兽则某某，必加穷搜博访、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一成之后，传播遐迩，至于纸贵洛阳。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且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

汉末魏晋之际，随着骈体文的兴起，文章讲究对偶，尤重词藻典故，喜欢以“征事”、“策事”为测量学问浅深的标准。“征者，共举一物，各疏见闻，多者为胜”；“策者，暗举所知，令人射复，中者为优”。（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九）那时荀悦、曹植、孔融、王粲等人，皆以博闻强识，为时所称；而多数文士则不得不求助于资料类编，以为临文备查之用。这就促使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的正式产生。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

据《魏志·杨俊传》注，《皇览》一书“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合八百余万字”。可见其内容很丰富，可惜唐代已经散失，今天无法考见其面目了。

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称：“类事之书，始于《皇览》。”取名《皇览》，顾名思义，是编给帝王浏览的。所以类书自产生之日起，它的编制目的完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一点，比起其他书籍就更为明显。

自《皇览》以后，历代帝王相继仿效，喜欢委派臣下依据皇家藏书纂修巨型类书。齐、梁、唐、宋和清初，此风尤盛，某中也有不少属于私家撰修。

据《类书流别》：晋有陆机《要览》；宋有何承天、徐爰《合皇览》；齐有东观学士奉敕撰《史林》，萧子良集学士撰《四部要略》；梁有萧琛《皇览钞》，刘峻《类苑》，徐勉等奉敕撰《华林遍略》，刘杳《寿光书苑》，陆罩等奉敕撰《法宝联璧》，陶宏景《学苑》，张缵《鸿宝》，朱澹远《语对》，《语丽》；陈有张式《书图泉海》；北魏有《帝王集要》；北齐有祖珽等奉敕撰《修文殿御览》等等。

估计六朝人所撰类书，总数在三千卷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成书于齐梁之间，可惜已全部失传。

隋有《长洲玉镜》二百三十八卷，《玄门宝海》一百二十卷，杜公瞻《编珠》五卷，虞世南《北堂书钞》一百七十四卷（今本一百六十卷）。

前二书已佚。《编珠》今本二卷，题杜公瞻撰；《补遗》二卷、《续编珠》二卷，清高士奇辑。《四库提要》疑今本为明人伪托。《书钞》存，详见第二节。

唐代类书近万卷，大部分出自初唐人之手，可以想见类书编纂事业在当时极为发达。这些类书多数已经失传，其中有名的类书如欧阳询等奉敕撰《艺文类聚》一百卷，徐坚等撰《初学记》三十卷，白居易撰《六帖》三十卷却一直流传至今，为我们保留了古代大量文献资料，值得重视。

据欧阳询《艺文类聚》序，古代资料汇编性质的图书，如《流别》、《文选》，专取其文，是为总集；《皇览》、《徧略》，直书其事，是为类书。自《艺文类聚》开始，合事和文为一编，这是类书编制体例上的一大变革。故《四库提要》称“是书比类相从，事居于前，文列于后，俾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于诸类书中，体例最善”。

类书“随类相从”，以事物分类编制为常例，如《艺文类聚》分天、地、人、事、物等四十六部，每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其他类书，多仿其体例。唐颜真卿撰《韵海镜源》，分韵而隶事，这是唐代类书编制体例上的又一创新，在巨型类书门类至多至烦的情况下，提供读者按字检索之便。

又类书主要应上层统治阶级首先是封建帝王的需要而编纂。魏文帝敕编《皇览》，已如前述。《初学记》，乃为唐玄宗诸皇子作文参考而纂修。《大唐新语》九记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于是编了这部《初学记》。再如宋初敕撰《太平编类》一千卷，太宗每日阅三卷，一年读毕，赐名《太平御览》。唐五代时出现供民间阅读的《兔园册》，这也可以算是类书编纂事业中又一个特色。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云：“《兔园策》十卷，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丽之语。是五代时行于民间，村野以授学童，故有遗下《兔园》之诮。”

《新五代史·刘岳传》：“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策》尔’。《兔园策》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道闻之大怒，徙岳秘书监（岳时为吏部侍郎）。”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称唐杜嗣先撰《兔园册府》三十卷（《宋史艺文志》同），冯道《兔园策》即指此。

《兔园策》已佚，《兔园册府》仅存写本残序一页（见《鸣沙石室佚书》），已不能考见其眉目。吕思勉《隋唐五代史》谓：“题名之异，盖由纂集本非一人，无足为怪，独其卷数不同耳。”则又认为二书实一书。

五代十国类书不多，并且已全部散亡。宋代类书的编制，又出现新的高潮，除官修大部头类书以外，私家著述亦复不少。这和当时的文风以及科举取士等都有密切的关系。

现存宋代类书，比较著名的有吴淑《事类赋》三十卷，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王钦若等奉敕撰《册府元龟》一千卷，无名氏《锦绣万花谷》四十卷、续四十卷，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刘应李《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潘自牧《记纂渊海》一百卷，王应麟《玉海》二百卷、《小学绀珠》十卷，陈元靓《事林广记》前集、后集、续集、别集、新集、外集各二卷，章俊卿《山堂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二十七卷、后集三十一卷，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等等。其中百科性的类书以《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最为有名；不仅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而且编排体例也较为完备。《事林广记》和唐代《兔园册》一样，也是供民间用的综合性类书，而且流传至今，别具特色。此外，《太平广记》专收小说，《事物纪原》考事物起源，《全芳备祖》收植物，都是有名的专科性类书。《韵府群玉》二十卷，元阴时夫编，是现存以韵隶事的最古类书，为清《佩文韵府》所本。《四库提要》曾指出，昔颜真卿编《韵海镜源》，为以韵隶事之祖，然其书不传。又说，押韵之书，盛于元初，而元代书“今皆不传，传者以此书为最古”。

明代由于时代稍晚，又由于印刷事业的进一步发达，类书的数量亦不少，且留存下来的多于佚失的。但明人编书，往往粗制滥造，或任意增删，或引文不注出处，少有可称道者。唯明成祖永乐年间解缙等奉敕编纂的《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辑录宋元以前的图书七、八千种，其中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郭沫若认为它“不仅在我国文化史上提供了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中也是出类拔萃的”。（见1959年《影印〈永乐大典〉序》）此书编成后，因卷帙过多，始终未能刻板。嘉靖时又写正副本各一。原本副本明末被焚毁，正本于清代初中期略有散失，而大部分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帝国主义侵略者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毁劫一空。

俞安期《唐类函》二百卷，为康熙时敕撰《渊鉴类函》所本，颇为康熙帝所推重。

另有陈耀文《天中记》六十卷，徐元太《喻林》一百二十卷，亦颇有名。

清代初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两朝，类书之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编纂的类书，如敕撰《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子史精华》一百六卷，《佩文韵府》四百四十三卷，《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无论从数量质量来说，都超过前代。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统治阶级出于笼络士大夫这个政治上的需要，即网罗人才，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所谓“迟其岁月，困其心志”，使之“具老死文字间”。（刘壎《隐居通议》卷十三）其实，唐宋初期之纂修类书，明成祖之敕修《永乐大典》，均是此意，不独康、雍为然。此后政权已自稳固，又加上乾、嘉时代朴学兴起，士大夫均以类书为鄙陋之学，因而类书编纂事业，从此便一落千丈。

类书的编制虽然主要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提倡，但是却因此保留了我国古代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为我们辑佚、校勘古书，查考典故和其他事物的出处，以及研究古代文学、艺术、历史、应用科学各方面提供了大量资料，是一种极为有用的工具书。

《四库提要》谓“此体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如果因为类书提供了不少便利，封建士子遂舍本逐末，只想走捷径以邀取一官半职，不再博览群书扎扎实实做学问，那是封建制度本身的缺陷，而不能归罪于类书。所以，《提要》的批评不完全对。

最后，必须指出类书确实存在不少缺点：如有的书引文不详出处；或作任意删削；或转抄他书，不按原著摘录，致使以讹传讹，如此等等，读者引用时要尽可能核对原始材料。又类书多半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所编纂，无论从标题到摘取的资料内容，都存在不少封建性糟粕，尤需加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