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查找文物图象的工具书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而遗存在社会上或埋藏在地下的无数历史文化遗物（简称“文物”），就是“文明发达最早”和“优秀的历史遗产”具体生动的实物例证。

今天，要了解古代社会，研究历代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当然要依靠古文献，但是，在某些时候，某种场合，其他文物资料往往比文献记载更加具有说服力。例如，我国境内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的相继发现，说明早在一百七十万年至四、五十万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劳动、生息在祖国的土地上，给“中国人种西来说”以有力的反驳。又如，从黑龙江、新疆、西藏、台湾到南海诸岛发现原始社会以来的大量文物，充分证明所有这些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对霸权主义者和地区霸权主义者觊觎我国领土的种种谎言以沉重的打击。凡此种种，都说明我国历代文物的可贵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是，由于这些文物散处各地或珍藏内部，一般读者轻易不能看到，因此，有必要通过《文物图录》这类查找文物图象的工具书，间接地了解各类文物的外形与内涵，如确有需要，再根据这个线索进一步查找实物研究。

为了使读者对这一类工具书有一定的了解，以便需要时查阅，下面首先简述历代文物的不断发现和文物图录的编制，然后分别介绍怎样查找文物图象。

第一节 历代文物的不断发现和

文物图录的编制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古器物已受到相当的注意。相传孔子为了研究古代历史，深感文献不足，除了向杞、宋等地访求外，还到鲁国太庙中研究古器物。

汉代司马迁作《史记》，不仅博采旁搜，引用了大量的书面史料，而且跋山涉水，走了许多地方，寻遗访古，作为叙事的根据。这在《史记》的不少篇章中都有所记载。如《蒙恬列传》载：“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築长城亭障。”《留侯世家》则谈到司马迁自己见了张良的图像“状貌如妇人好女”，而改正了原以为其人“魁梧奇伟”的想像。许慎撰《说文解字》，也重视铜器铭文，其“叙”说：“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许书所录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其中古籀为多，来源当系鼎彝铭文、古文经及《史籀篇》。

《汉书·艺文志》曾著录：《黄帝铭六篇》、《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当为记述古器物的较早的专书，可惜这些书都已失传，不知其确切情况。

晋郭璞注、蜀毋昭裔释音的《尔雅音图》，则是我国较古的一部百科名物图。

南北朝时期，文物图录的编制相当突出。梁元帝萧绎曾集录碑刻文著《碑英》，顾烜撰《钱谱》，二书虽失传，但不失为较早的金石专书。另有虞荔所撰《鼎录》，除第一鼎判为黄帝时器物外，录自汉景帝至王羲之共七十二器；陶宏景撰《古今刀剑录》，录自夏启至梁武帝共七十九器。以上二书虽经后人窜改，其中黄帝、夏启等器当然不可据，但其余大量器物还是可信的。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详细记载了我国河流沿岸的名胜古迹。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叙述了北魏盛时洛阳城内外佛教寺院（梵语伽蓝）及其兴隆景象。这些书都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并且给我们今天的考古调查以很大的启发。

唐代关于文物的著述主要有：封演撰《续钱谱》，吴协撰《三代鼎器录》，徐浩撰《古迹记》等书。

在前人研究古器物的基础上，到宋代金石研究发展成专门学问，而且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提高，拓墨法应用于彝器，更为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据《宋史·刘敞传》“敞尝得先秦彝鼎数十，铭识奇奥，皆案而读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孙以此蒸尝我。”他曾撰《先秦古器图》，描摹了每一器物的形制和刻辞，这是宋人研究金石学的首创。此后，欧阳修搜罗西周至五代碑铭，为之跋尾，凡四百篇，成《集古录》。赵明诚仿其体例，撰《金石录》，其妻李清照在后序中说，该书“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吕大临的《考古图》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器物图，著录铜器二百十一件，玉器十三件。该书体例严谨，先将器物按时代分开，同时代的按形制分类，一一画出器形，模写铭文，后附释文，注明器物大小容量、出土地点、收藏者，最后加以说明和考订。还有专录古器物铭文的书，如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而由宋徽宗赵佶领导编撰的《宣和博古图》，更是集大成之作，在器物分类和名称考订方面有较大贡献。此外，郑樵也很重视金石、图谱之学，他的《通志》中就有《金石略》和《图谱略》，分别著录了有关器物和图谱。

宋代的金石学，除以上所述外，还推及到一些更专门的器物研究，如洪适的《隶释》、《隶续》，是关于碑刻的专书；洪遵的《泉志》，是研究钱币的专书；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专门研究印章；岳珂的《古冢桴盂记》（载《桯史》），是研究明器的专文。凡此，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为宋人所开拓的学术新园地。

总之，宋人在金石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当时著录的古器物，今天百不存一，唯有赖于这些图谱，才保存了一些古器物的形制和铭文，可供研究者参考。近人王国维在《古礼器略说·说兕觥》中曾指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知宋代古器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这里，一般的论述是不错的，但“其识则不可及也”，未免妄自菲薄。

元代逎贤撰《河朔访古记》、明代赵崡撰《石墨镌华》，仅是访古之作。明王圻与其子思义撰《三才图会》、章潢撰《图书编》，则为图谱方面的专书。此外，元明两代的地方志中，也著录了不少金石、古迹，也是不可忽视的材料。

乾隆时敕令梁诗正等人将皇家所藏古器，仿《宣和博古图》而撰《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共八十种，计四千零七十四器，其中有文字的一千二百九十器。嘉庆时阮元等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专录器物铭文。以上著作，对有清一代金石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近代考古发掘方法以及照像、影印等技术也渐渐被介绍到中国来，于是突破了宋代以来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在文物历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新的成绩，也编制了不少文物图录。但是，必须指出，也就是这段时期，帝国主义分子以探险考古为名，大肆盗掘和掠夺我国文物，并使许多珍贵文物遭到破坏，这是十分令人痛心而又愤慨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对文物考古事业十分重视，制定了文物保护政策，配合基本建设开展了有计划的调查发掘工作，至于文物图录的编制，可说也是旧中国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