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二、僧团的分裂和经典结集
 

二、僧团的分裂和经典结集

  早在佛陀在世时,佛教内部就出现了分裂。传说佛陀堂弟调达(调婆达多、提婆达多)随佛出家,诵经六万法藏,身长一丈五,具三十相,智慧与异相仅次于佛。他公然提出异说,分裂僧团组织。他的异说有五,核心是“比丘尽寿在阿兰若处住”,行“头陀法”。据此,僧众只能持体乞食,不得到施主家中就餐或自作餐:只能露天住宿,不得居住房舍;只能素食,不得茹荤;只能着粪扫衣,不得接受布施的衣服。佛陀对此持“分别说”,认为是住阿兰若,还是住聚落,可以随心所乐。于道无障,肉亦非都不可食,不专为比丘屠杀者就可以吃;调达之说,是“破和合僧”行为,必堕地狱。这样,调达便率五百比丘另立僧团,与佛陀分庭抗礼。

  这一传说的真实性不无可疑。但调达的“五法”教义实是后来“十二头陀行”的原本,则可以肯定。“头陀行”属于佛教的苦行一派,东晋法显到印度时见到过这类僧众,头陀行在中国两晋、南北朝亦很流行。

  关于调达自身的故事,大小乘经典有多种记载,有的说他曾多次阴谋杀害佛陀:有的把调达形容成与佛旨全面相悖,是诱胁众生不信从佛教的化身,是佛的永恒的破坏者。调达一派在印度有相当的势力。

  随着佛陀的逝世,僧侣间的意见分歧愈益严重,这就产生了统一思想的要求。到阿育王为止,相传佛教经过三次结集。所谓结集,意思是会诵经典,就是为了维护团结,消弥分歧所作的一种努力。

  佛陀一生的教诫,本无文字记录,哪些是由他直接口述的,属于他本人的思想,已经不可考证。但在他的弟子群中口耳相传,背诵记忆者,为数相当可观,其中也少不了后学者的自我创作。把这些各以佛陀名义流传的教诫汇集起来,经过各地比丘集会共同讨论协商,形成大家一致认可的经典,是统一的需要,也是统一的前提。

  关于结集的细节,南传和北传的说法稍有不同。据南传材料,第一次结集是在佛灭后第一年的雨季,由佛陀弟子大迦叶召集主持,五百比丘参加,在王舍城的七叶窟举行,阿阇世王提供一切费用。这次结集,历时七个月,阿难受命诵出诸经(“修多罗”或“法藏”),优婆离诵出戒律。据说,“律”的基本给构,包括戒律的性质、条款、制律的缘起等,都已成型;而“经”作为“阿含”的形式,分作五种,也大体固定下来。但这次会诵的经、律,仍无文字记载。

  佛陀逝世一百多年以后,由耶舍召集七百僧侣在吠舍厘城举行第二次结集,再次统一经律,重心则是讨论戒律。据南传上座部传说,结集的结果,是以耶舍为首的摩偷罗(今马士腊)西方僧侣确定“十非法事”,宣布接受金银布施、储存多余食品等违背旧律者为非法:东方的跋耆国比丘则公然主张向施主素取钱财,以便僧众购置衣物。支持耶舍的是少数,但是“上座”地位高,所以强行通过了“十非法事”。跋耆比丘是多数派,反对这一决议,遂另组织上万人的“大结集”,承认十事合法。早期佛教由此开始分裂为“上座”(长老)和“大众”(多数)两部。按汉译《摩诃僧祇律》(大众律),佛在结戒时,一方面按“少欲知足”的原则,严禁“邪命”求食蓄财,但在特殊条件下,不但允许僧侣接受金银财物,甚至可以进入市场贸易获利。是否允许僧侣储存剩余食品和财物,是佛陀与提婆达多分歧的继续,是制约佛教发展方向的内在原因,以此作为佛教根本分派的依据,是合乎逻辑的。说一切有部的学者著《异部宗轮论》,认为佛教的这次分派,是出于“大天五事”。大天认为阿罗汉还有生理本能欲望,对佛教不能完全信行,需要师长指教等,目的是贬低早期佛教最高果位的声誉,抬高佛菩萨的地位。大天一派构成“大众部”,反对大天的一派就是“上座部”。此说的真伪难辨,但这种褒贬,或者反映了大乘和小乘的最早分歧。

  南传佛史还记载,到阿育王时,又举行了第三次结集,地点在华氏城。以国师目犍连子帝须为首,有一千名比丘参加。当时,阿育王确定了用汤药、饮食、衣服、卧具等四事供养比丘的原则,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外道”梵志为追求“利养”,则大量混入佛门,而继续“以外道法教化诸人”,致令佛法极大浊垢。其中或有事火者,或五热炙身,或大寒入水;在教义上,或言断,或言常,或言世间涅槃。结集的目的,就是为了剔除掺杂进佛教的这类外道教义,再次整理经、律、论三藏。传说《论事》一书就是目犍连子帝须为这次结集所作。关于这次结集,北传佛教没有记载,一般认为这只是上座部的结集。从《善见律毗婆沙》看,此次结集有许多重要内容,如国王要极大供养佛法:佛徒中多有刹帝利出家者,是佛法兴隆的标志;不论贫富,生子必须出家,始得入于佛法。这些内容,正是南传佛教具有的特点。传说此后派往师子国(斯里兰卡)传教的法师,是阿育王的弟弟(一说是儿子)摩晒陀,即目犍连子帝须的徒弟。

  关于三次结集的传说,即使在佛教的文献中,记述也不尽相同,这表明,早期的佛教典籍决不是出自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僧团之手,而是在不断变迁中,汇集多种僧侣的思想凝结而成。结集的过程,也就是佛教理论和神话编造与加工的过程。事实上,是否形成过统一的佛典,是可疑的。迄今发现的早期法藏,即《阿含经》,就不是同一个派别的。至于律藏,也是各派自制,差别很大。论藏是更晚些时候出现的一种体裁,各派在教义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这一部分上。

  尽管如此,关于结集的传说,仍然勾画出了早期佛教发展的大趋势:多数僧侣要求在民众聚居的地方活动,少数坚持远离世间的方针;多数僧侣信奉的教义含有“外道”的成分。群众性越加广泛,而少数上座,则向帝王靠拢,力图在现实的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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